最近，我留意到网上有大量的文章在讨论政府和企业在疫情后如何采取行动以应对眼前的困境，以及宏观层面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名从事企业和个人微观行为研究的商学院老师，我还是更偏爱微观一些的中小企业，想站在他们的视角去反思此次疫情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做好准备以应对类似的突发情况。无须赘述，这样的思考当然很重要，因为中小企业是公认的、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的实体。

在我看来，与此次疫情高度相关的两条理论线索是：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组织和个人恐慌，以及内部缺乏相应准备导致的组织和个人脆弱性。不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这两个理论机制都可以解释其在疫情期间的大部分行为和心理。比如：普通民众因为不确定疫情持续的时间，从而恐慌性地抢购相关生活用品；中小企业因为自身账上的现金流不足，面临着较大的运营风险，只能裁员以度过危机。再往深一点去思考，这两条理论线索可以在安全—这个人类社会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各类实体最基础的需求上达成统一。疫情中的各种组织和个人行为，目的无一不是在保证相关实体的安全。安全是生存的保障，也是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事实上，企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从来都不是发展，而是生存。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疫情威胁的是个人和企业的安全，生存都是问题，所以我们的反应才会如此强烈。

如果要讨论疫情可能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那么企业对于“安全”这两个字的重新解读必然是最有趣、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现在，真的是时候去反思过去这几十年里一直支撑我们企业发展的商业逻辑及其管理哲学的基础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企业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蓬勃发展。我个人所接受的主要商学教育便是关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各种理论、方法和实践，也认同这种企业制度的科学性。但此次疫情中出现的各种相关问题，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边界（职业习惯使然，权变思想在作祟）。仔细想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系统中运行的，企业与其他企业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简单。所以近代以来，采用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的企业，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而发展背后的商业逻辑是利益双方的交易型关系，商业活动的基础是基于合同约束的利益交换机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机制设计，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这样的利益关系比较简单明晰，企业的短期管理成本低。然而，在我们这个高度重视人情与关系的文化里，合同通常是在此之前各种社会关系活动的副产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情形下，基于合同约束的利益交换机制的有效性可能就大打折扣了。

此外，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企业与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不可抗力”可能会导致合同约束的失效，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性可能就是个问题。比如，前两年美国政府对中兴的制裁，以及企业和个人在此次疫情中所面临的无数个因为这种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违约。可以预见，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至少是和发展一样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今的企业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去重视安全，培养安全意识，增强应对安全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之前在简单的社会系统中企业保持高效率的原因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如今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企业要保证高效率，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应当是以安全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而且这种生命共同体对于中小企业会更加重要，因为“小”，所以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相对会更加不稳定，其获取相关资源以保障安全的能力低，因而安全的隐患更大，安全问题造成的冲击也更大（当然，类似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小”的个人）。这便可以解释在类似此次疫情这般不稳定的市场环境里，中小企业所受的影响最大。但如果有以安全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中小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共生关系，利益相关者会主动分担社会系统中的风险，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安全。

在管理学领域，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利益交换关系与共生关系对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绩效和战略选择的影响，但尚未能从根本上界定这二者的理论边界及其背后的管理哲学基础。限于知识和能力，我也同样不能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或者指导意见。但人类商业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确到了我们要做相应反思的时候了。虽然很难准确地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边界在哪里，但我们至少应该去思考企业所依赖的特定社会系统中一些因素的作用。我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哲学，有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在此，我也和领域内很多中国学者一样，呼吁更多的学者和企业家关注中国情境的作用。西方文明强调事物之间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精确地刻画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华夏文明则会选择去尊重万物之间和谐共生关系，更倾向于从整体上去看待事物之间的联系。“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等这些经典论断，无一不是与安全相关的中国智慧的结晶。而“雁不能离群”，“独木不成林”这样朴素的中国哲学思想，确是应当成为我们中小企业应对安全问题的指南。

上面的论证有些学术化，但我相信这有助于我们中小企业形成相应的共识—应当努力构建以安全为基础的全新生命共同体。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新的管理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限于能力和阅历，我无法给出具体明确的路径，只能提供如下一些基于我知识范畴的粗浅的建议。总体而言，这样的生命共同体构建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企业作为个体与外部企业或组织构建基于安全的生命共同体；以及企业作为整体，构建内部成员之间的基于安全的生命共同体。

中小企业与外部企业或组织之间构建基于安全的生命共同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企业本身要是一个有免疫力的有机体。比如，企业应当具有忧患意识，重视现金流和财务健康，战略上更加具有定力；要修炼内功，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在专长领域里深耕，在整个价值链上是一个有价值的有机体，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生产的技术环节上更加具有柔性以适应各种市场变化，不盲目扩张。2.应当力求与其他企业和组织之间建立超越合同的、松散耦合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如，此次疫情中，云海肴的职工可以临时借调到盒马鲜生去工作）。这样的伙伴关系，有助于企业实时与外部企业和组织之间基于信任而共享信息，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而且在危机来临时可以互助。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企业诚信制度，可能在未来为这样的企业关系建立提供重要的基础。

中小企业内部基于安全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则可以借鉴互联网思维。企业成为一个平台，所有员工在这个平台上成长、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这里必须摆脱交易型关系的束缚，因为它会带来忠诚、责任等一些列管理问题。企业要在治理结构上主动求变，真正地视员工为家人以调动其主人翁精神，寻找更加灵活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共同体的活力和柔性（比如，合伙人制度，阿米巴团队建设等），允许并帮助员工参与到企业的成长和决策过程中。安全虽然是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但当安全受到威胁时，便会成为最高层次的需求。要建立应急生活保障系统，让员工感觉到，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们的安全都会有企业托底，这是在制度上保障员工在危机时刻生活的尊严。这样的制度保障投入，虽然短期内是一个财务上的困难，但其投入产出比一定远远超出想象，毕竟人性如此，投桃报李的善良还是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最柔软部分。

如上，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些不怎么着边际的文字。目的只有一个，经此一疫，希望我们的企业，特别时中小企业能从根本上重视安全问题。这里提出的一些想法未免浅显了些，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法，还需要中小企业的企业家们在实践中用智慧去摸索总结，也同样需要政府、行业协会、银行、研究机构等组织积极参与进来。当然，我也相信很多企业以前什么样，疫情以后还是什么样。但企业的掌舵人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感到某根神经疼痛，如果疼到忍不了，可能就会去改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是一样的，都要学会防患于未然……

此刻，仍然有大量的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肺炎的一线，仍然有很多同胞在恐惧中备受病痛的折磨，祝愿他们都能健康地回到亲人朋友的身边。此刻，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在焦头烂额中度过每一天，仍然有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员工在失业的煎熬中惊慌失措，祝愿他们都能顺利走出困境。也在此刻，窗外的阳光温暖又明媚，安静又有力量。冬天之后，必然是万物新生的春天。最是人间烟火气，方能抚慰凡人心。生活如是，商业亦当如是。此疫之后，希望中小企业能更加重视满足普世的、持续的、长期的自身和利益相关者的安全需求，构建以安全为基础的全新生命共同体。浴火重生，我们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变自我，活得更加自由、有韧性。痛定思痛，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但一定要把每一步都走得更踏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