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理师说】郭毅：是时候讨论新冠肺炎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了
发布者：MBA教育项目来源：华东理工商学院
新冠肺炎发生后，许多商学院的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各种看法和建议。较多层面还是集中在复工以及企业内部应对策略上，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讨论新冠肺炎对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了。
显然，地球村现象如今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月前，我们在关注如何解决国内疫情的扩展，今天我们却在关注如何应对境外疫情的防备。这在中国的漫长历程以及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是首次，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和难以预料。事实是，由于中国国情特殊，所以类似于中国这样对抗疫情的资源和组织的总动员，世界上再无第二。所以，不妨思考下，如果疫情在境外进一步扩展，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言之就是，你有独特优势，别人都没有，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我的看法是，当下这种判断似乎成为国内众多人士和平民百姓的一种自满自得的情绪性反映，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首先，怎样估计疫情对全球化经济的影响？
一个月以来的中国国内对疫情严格的控制，使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上出现了断裂，直接影响到亚太区域制造业，进一步影响到北美和欧洲等其他区域制造业。在以往的全球化问题讨论中，这是个无人顾及的讨论园地。原因也是来自中国国情另一个的特殊性，即世界上也唯有中国，自从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后，成为一个巨大体量的“世界工厂“，虽然有越南、印度等国的加入，但也无法撼动”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影响。是新冠肺炎这个“黑天鹅”，打破了全球供应链上稳定的平衡关系！近来，中国政府和中国制造业正在努力，试图有所缓解断供。但，日韩等地的汽车制造业，还是不得不暂时性停止生产，由此产生一个产学界急于面对的问题：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断裂下,如何展开有效的产业和企业经营。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在疫情控制方面，很快会见到拐点，断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对于以全球化思维来审视此类问题的各国政府、产业界人士和企业经营者来说，一个应对此类不确定性的最佳对策是，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解决之道很可能不是代工工厂从中国内地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而是在北美的墨西哥和欧洲的东部地区，建立代工机构，以应对中国代工和出口企业在原料和配件上的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可称之为“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就近化战略”。我的看法是，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迟早会做出类似的“次优选择”。即，虽然墨西哥和欧洲东部在外包和出口竞争率上不如“中国工厂”，但这很有可能成为全球化进程和布局的一个新特征。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为突兀：假设境外有些国家和地区疫情发展较为迅猛，而疫情控制相对中国来说，无法达到中国政府全国总动员下管制方式和组织措施的水平，导致所在国和所在地区疫情趋向严重，出现较长时间的停工停产现象，那么，中国现在迅速复工的代工和出口企业则很可能会遇到：所恢复生产出来的原料和配件没有了足够的需求！这种情景类似于彼得﹒圣洁在“系统思维”中提到的供应链运营的困境。如果此类事件发生，相应的国内代工或出口企业将不得不面对较长时期的停产、甚至于关闭或减产！虽然，目前为止，暂时还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所担忧的，只要存在社区感染，大规模的疫情难以阻止，而且会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现象是整个世界所可能要面临的处境，相应地，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诱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由此看来，在评估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时候，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考量。而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使我们从全民讲复工抓生产的局限中，来考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中，思考如何减少或避免全球供应链上中下各方可能遇到的窘境。此外，另一个新的挑战或许正在等待我们去考量，那就是，如果全球供应链的脱节导致了链上企业各自前景的不明朗，那么不要仅仅说，地方政府如何帮助中小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而是可能会遇到的所在区域企业的关停并转、所在区域行业或企业寻求新路径去转型升级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思考是，如何尽快提升国内的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在疫情进入拐点后，成为摆脱行业和企业困境以及寻求经济复苏和发展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降低行业进入壁垒，改革不合理的行业政策和管理规则，让民营企业能参与到卫生医疗、安全健康等领域，能为百姓福祉提供有效服务，为平民百姓所称道，为社会安宁做贡献。
其次，怎样估计全球化格局的变化？
由以上讨论，我认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后中国应该在提升自己全球化发展能力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国际上的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和民粹导向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众所周知，全球化格局发展至今，最大的变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代表强国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趋向激烈化。其中，就问题爆发的明显化和持久性来看，首当其冲的冲突是中美贸易谈判。今年一月初，中美两国终于签订了贸易协定，中方做出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资源产品的承诺。当然，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中方在短时间内不会付诸行动。但美方此项对中国的打压，表面上看似乎是围绕着领先技术的主导权之争夺，但本质上来自于时下全球广为存在的“反全球化”情绪和带有强烈民粹色彩的保护本国利益导向。20多年来，由“中国制造”提供给全球、广受欢迎的价廉物美产品和制造能力，慢慢地也构成了对发达国家曾经和继续拥有的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的挑战和竞争。同时在这些国家中，贫富差距和就业不足的双重压力也促使它们本国的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竭力在维护本国利益上和世界各国政府展开“讨价还价”，谋求所谓的”美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影响到了全球化格局发生变化。由此看来，今后一个阶段，中美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会更加艰巨和困难。
由此也不难发现，在疫情进入拐点后，在国民生产总值三个选项中，提升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比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总结以上讨论，我想要强调的是，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两者缺一不可，目前的对策及讨论，缺乏整体性的思维，有必要加以改变。而此次给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与企业经营之道的最大教训是，中国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拥有面临突发疫情下，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总动员的组织机制，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和制度优势，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此等优势，而忽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缺乏对应机制和优势。因此，这次由于突发疫情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不仅仅是“黑天鹅”，也是“灰犀牛”，而西方保守主义抬头和民粹情绪所主导的政府行为及其意识形态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今后较长时期会遇到的各种挑战和威胁。
郭毅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高校市场学会常务理事